在《太平年》的权谋叙事中，九郎君钱弘俶继位后，力排众议提拔胡进思为丞相，这一决策看似令人费解，实则是他面对动荡朝局的必然选择。彼时吴越国刚经历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，七郎君钱弘倧被胡进思软禁废黜，朝野上下人心惶惶，军政大权尽握于胡进思手中，九郎君的继位本身就依赖于胡进思的拥立。提拔胡进思为丞相，绝非九郎君真心倚重，而是他为稳住局势、保全自身、安抚各方势力的权宜之计，每一步都暗藏帝王的清醒与隐忍。

          九郎君继位之初，吴越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，朝堂根基摇摇欲坠。对内，胡进思作为三朝辅政宿将，手握重兵，是军中势力的核心代表，更是发动政变、拥立九郎君的关键推手。此前，胡进思因不满七郎君意图整顿军政、抑制权臣，果断发动政变，软禁钱弘倧，诛杀水丘昭券等反对者，已然掌控了吴越国的军政命脉，朝中大小官员或依附于他，或敢怒而不敢言，形成了“权臣当道”的格局。

          对于刚继位、根基未稳的九郎君而言，此时与胡进思反目，无疑是自寻死路。九郎君深知，自己虽身为国君，却无实际兵权与朝堂话语权，若贸然否定胡进思的地位，不仅会引发新的宫廷政变，更可能导致吴越国陷入分裂内乱。正如参考资料中所展现的，胡进思虽无篡位之心，却极度看重权位与家族荣华，且性格凌厉、手段狠辣，连不成器的儿子都动辄怒斥，对国君更是期望甚高、把控极严。

          提拔胡进思为丞相，本质上是九郎君的“以退为进”。一方面，此举能直接安抚胡进思及其背后的军事集团，明确认可其拥立之功与军政地位，打消其“功高震主”的疑虑，避免其因不满而再次发动政变，确保自身帝位的稳固。另一方面，也能安抚朝中依附于胡进思的官员，稳定朝堂秩序，减少施政阻力，为自己争取喘息之机，暗中积蓄力量、布局分化胡进思的势力。

          此外，当时吴越国府库空虚，且面临中原王朝的潜在威胁，亟需一位有威望、有能力的权臣辅佐，稳定国内军政局面。胡进思作为打天下的功臣，跟随钱镠开创吴越基业，熟悉吴越国的军政事务，在军中与朝堂均有极高威望，提拔他为丞相，也能借助其能力稳定国内局势，凝聚各方力量，应对外部危机。九郎君曾坦言，“胡进思是我的仇人却是国家的柱石，钱九郎可以杀之，吴越君王不行”，这番话道破了他的无奈与考量。

          综上，九郎君继位后提拔胡进思为丞相，是时局所迫下的清醒决策。他放下个人恩怨与好恶，以吴越国的稳定大局为重，用丞相之位换取朝局的暂时平静，既保全了自身，也为后续逐步掌控大权、稳固统治埋下伏笔。这一决策，既展现了九郎君的隐忍与智慧，也折射出五代时期藩镇割据背景下，帝王与权臣之间微妙而脆弱的权力平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