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香港的冬夜，弄堂里的风刮得窗户呜呜响，朱枫在小厨房里忙得满头汗。锅里的酸菜白肉咕嘟冒泡，旁边盘子里的锅包肉炸得金黄——都是女儿阿菊最馋的东北菜，也是她能给孩子做的最后一顿饭。

前一晚接到撤离指令时，朱枫就摸透了：家里电话有杂音，肯定被监听了。阿菊才几岁，啥都不懂，可要是保密局查到头上，这孩子和王昌诚一家，全得被她拖累。饭端上桌，阿菊捧着碗大口扒拉，朱枫把一信封钱悄悄塞到抽屉最里面——那是她所有积蓄，既是给阿菊的念想，也是补补这家人被她搅和的日子。

后半夜阿菊睡熟了，朱枫蹲在床边，摸了摸孩子睡得发烫的小脸蛋，眼泪砸在被角上，没敢出声。天刚蒙蒙亮，她提着小包袱就走了，没留纸条，没说再见——她知道，不声不响地走，才是真的护着阿菊。

可这份心，阿菊到最后都没听懂。朱枫牺牲的消息传过来没几天，一个叫谷正文的人就找上了门，脸上堆着笑说“串门”，眼睛却把屋里扫了个遍，张口就问“你妈走之前跟你说啥了？”

王昌诚的工作说停就停，天天被拉去问话，阿菊躲在门后，听着外面的声音，心里又怕又怨。就像真事儿里那样，后来查清楚王昌诚不知情，工作是恢复了，可日子早变了样——邻居路过都绕着走，阿菊上学时，总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：“她妈就是那个……”

再后来，朱枫的骨灰要认领，阿菊犹豫了好几天，填了表，可到了那天，却在门口站了半天，终究没敢进去。之后她改了名字，跟着王昌诚搬去了陌生地方，再也不提“朱枫”俩字。几十年后，朱枫在内地的女儿找上门，敲着门说“姐姐，咱接妈妈回家吧”，阿菊却“砰”地关上门，隔着门板喊：“你们找错人了！我不认识朱枫，我们家跟她没关系！”

门后的阿菊靠着墙滑下来，眼泪把衣襟都打湿了。她不是真恨妈，是怕啊——她有自己的孩子了，要是承认和朱枫的关系，孩子上学、找工作，都得被人戳脊梁骨。她宁愿被亲姐妹误会，也得把这层关系撇干净，就想让孩子安稳过日子。朱枫的女儿看着紧闭的门，没再敲，她懂阿菊的难。

另一边，吴石牺牲的消息，直接把何遂击垮了。

何遂是引着吴石走上这条路的人，当年在台湾见面，还拍着吴石的肩膀说“有事尽管找我”。可后来因为小儿子身份暴露，他不得不提前撤离，临走前还跟吴石说“等我回来帮你”。结果他没等到回去，就从报纸上看到了吴石就义的消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