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剧组，正是上海话版舞台剧《长恨歌》。

8月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排练厅，《长恨歌》上海话版再度建组复排，8月29日起将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剧院开启新一轮演出。从首演至今历经20余年，《长恨歌》已经成为上海话剧舞台常演不衰的经典。而2023年首次以上海话形式演出的这一版《长恨歌》，更是备受原著作者王安忆认可的舞台版本。

因为要说上海话演戏，这个剧组也因此成为上话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的 “全员上海人”剧组。而在这个组里，有一个被大家昵称为“三老”的超强外援组合：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、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名誉院长蔡金萍、上海滑稽剧团原副团长钱程。三位不同艺术门类的院团长齐聚在一个话剧剧组当演员，这在上海的戏剧舞台上，可能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。

“三老”组合都是各自领域的表演艺术家，平时日程满满，但却同时被一个剧组感召，不仅演出，还参与创作。这部剧对他们究竟吸引力何在？他们又和话剧舞台有何缘分？演出前夕，三位土生土长的上海艺术家，分享了各自的参演缘起和感悟。

高博文：说噱弹唱都用上，评弹和话剧一直关联很深

高博文是最早和记者“自曝”，说起“三老”这个昵称的。因为唱评弹要“噱”，他描绘起剧组生活可谓绘声绘色：“剧组的小年轻比较多，所以他们都尊称我们三个老人家‘三老’。每天都会问，今天吃什么？要帮忙点外卖伐？演出的时候会关照，现在候场没轮到，要等一等。每天大家吃的东西也不一样，我们三老都是油豆腐线粉汤、老鸭粉丝汤，汤汤水水、热乎乎的，他们年轻人就不同，吃得很洋气。”

说笑间，高博文感慨：“我觉得这些年轻人都很礼貌，规矩是规矩，奔放的时候也奔放。他们很懂分寸感的拿捏，上海话叫‘尺寸’。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海派文化重要的地方。我觉得这个剧组就是很团结，一棵菜。因此舞台上大家都很光彩。”

习惯了评弹演出只有几个人的轻装简行，《长恨歌》一大家子的剧组氛围，让当了几十年演员的高博文也倍感生趣。但当时加入《长恨歌》剧组，他还是被这部作品本身以及这个题材所吸引。“小说、话剧甚至电影，我都很早就看过，对其中的内容有很深的了解。我是在上海出生、在上海成长的70后，土生土长的上海人。”

高博文在剧中是讲述者的角色，负责剧情的起承转合和情绪转换。三幕戏三个时代的变迁，都在高博文一把三弦的说唱之间。而这个角色，也是这一次上海话版，为了他度身定制的。

讲述者的台词都是编剧赵耀民此前写好的，普通话版是以旁白字幕的形式出现。高博文加入了剧组，就尝试用评弹的“说噱”和“弹唱”来表达。

“我们评弹用第三人称表述叫表白，用人物角色自己讲述叫咕白，一开始我就用表白和咕白，把台词都用评弹的方式念出来。但既然找了评弹演员来，不唱一下，就会逊色很多。”

高博文因此自己作词作曲，加入了创作，他在剧中出现了七八次，其中有三四次都是以唱的方式。他运用了不少评弹流派，比如蒋调、薛调，还有山歌调等等。“有的比较诙谐，有的比较浓重，有的比较典雅。但用在这个戏里，我认为是比较妥帖得当。”

几次演唱的风格也会根据剧中不同年代而有不同设计：“我要在一两分钟很短的时间里，把评弹的说噱弹唱演都调动起来，把内容表达得立体一些。比如40年代的，就比较鸳鸯蝴蝶派一些；到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，唱词要灵动一点，当时流行跳交谊舞，我就把所有交谊舞的这些样式罗列一下，比如华尔兹、布鲁斯、杰特巴等等。”

开场第一篇唱上海弄堂，勾起了高博文很多儿时记忆。小时候住在四川北路，弄堂里的生活对他再亲切不过。“小辰光白相‘叛躽摸摸’（捉迷藏），大弄堂小弄堂，活弄堂死弄堂，这些都是我们市井生活的片段，虽然现在弄堂越来越少了，但我还是很有情感。”

高博文觉得，语言是城市文化的血脉组成，很重要。他笑称，年轻一代上海人都不说上海话了，自己女儿说得最多的上海话，就是回答老父亲叮嘱的常用六字：“烦煞了”“晓得了”。

这几年沪语热，沪语文化的文艺作品也更多涌现，高博文自己也创作演出过评弹《繁花》，他说，“通过文艺作品来告诉大家，上海话和上海文化，很有必要。现下沪语海派文化热，也是一种大家对上海这片土地、这个城市的一种热爱、眷恋或者崇尚。”